甘阳丨祭孔是对读书人的节制丨读书人要有自律，你是读书人啊，你不能这么没节操，没道德啊丨信用卡改变了中西文明以往都承认的基本道德
甘阳：文化复兴，关键是我们自己怎么想
首先祝贺复旦哲学系建系60周年。第二个要稍微抱怨一下，原先说的是三个人对谈，现在突然说每个人还要再做一个正式的陈述，我发现童世骏完全是有备而来，我也没准备，只能稍微想一想，随机应变一下。
先从题目讲起，“文化复兴”与“中国话语体系”这个话题很好，我把它理解为两个部分。我觉得“文化复兴”是一个方面，“中国话语体系构建”是另一个方面。后者按照我们日常的理解，一般是指面向国际社会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面向西方来说出自己的话。这是一个对外的方面，其中包括建立孔子学院、很多专家为中国政策辩护，也包括最近王毅外长当面驳斥记者，这是面对西方，沟通关系。
但是，文化复兴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内向的，是向着自己的。文化复兴的努力，不是要想着西方人怎么想，关键是我们自己怎么想，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我最关心的。我自己对于西方人是不是理解我，不大感兴趣，理解也好，不理解也好。坦白讲人家把我的东西翻译成英文，我从来不读，因为我写东西都是给中国人看的。这个方面很关键，内在文化的呈现和构建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真正基础。习总书记《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》里有一句话非常正确：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，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。”首先中国人自己要相信自己，要有自信，这是关键。假如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，你仅仅为了去做而做，那么就没有太大的意义。
我仍然认为，中国社会内部真正的文化自信能不能建立起来、发展起来是文化复兴的关键所在。在这个方面我是比较乐观的。甲午战争后，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评价每况愈下。2005年左右我在北大演讲时曾经说过，再过十年，如果有任何一个大学教授在课堂上或在公共场合，任意贬低谩骂中国文化传统，我们就会讲他是白痴。我当时这么说，因为当时还有这种情况，但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肯定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，我相信这是甲午战争以来最大的变化。甲午战争后，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彻底丧失信心，整个五四以来，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全盘否定的，这种否定是诋毁性的。包括顾颉刚的《古史辨》里，很多话说得都不是很学术，完全是轻蔑性的。当然这是历史，今天就不同了。我们在各个场面都可以看到中国人自发的自信，不仅仅是在大学，还有很多企业家，还有各种国学运动等等。这些方面虽然还有很多问题，但总的倾向是肯定中国文化传统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。只有你在自己的文化自信奠定起来之后，你来构建你的话语体系，你才会真正相信，才会非常有信心，而不是自己底气不足，胆量不足。这是今天讲的第一个方面。
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工作。我想讲一下，我们为什么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。一方面的背景当然是面对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很多不理解、偏见，中国需要为自己辩护。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全世界都能看到，中国在20世纪末、21世纪的崛起是全世界都要面对的人类重大事件。怎么解释它？是全世界所有负责任的学者都要面对的任务，因为原有的理论解释不通。
另外比较重要的是要摆脱一种心态：过于着急的心态。曾经有人说过，中国人第一要解决挨打的问题，第二个要解决挨饿的问题，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。我觉得挨骂的问题是不需要解决的。如果仅仅是为了不让人骂，那这个中国话语体系就没有必要建构。我认为我们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在非常长的时间内，中国仍然是要被人骂的。假定你想不被人骂，无非是想听到表扬，听到别人的肯定，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，也是没有足够文化信心的表现。我们什么都需要外国人来肯定我们，渴望拿诺贝尔奖，渴望世界一流大学，所有这些东西说到底，无非是你认为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不算数的，要让别人来评价你。抱着这种心态还要构建中国话语，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。希望西方说你好话就是要按照他的逻辑，把自己打造成为更符合西方逻辑的样子。这种心态我觉得很不好，这种有时候经常是无意识的心态已经丧失了自己的自主性，仍然用人家的逻辑、人家的看法来看待自己。我基本感觉今后几十年中国被骂的会越来越多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包括中国经济崛起导致的海外扩张会和别的国家有利益冲突。骂有什么了不起？如果被人骂了，你就想要讨好他，希望他说你好话，这是大忌，会使人丧失自己的性格。我们需要非常强的自信心，你做得对，做得好，你自己要有充分的信心，不是他说你对，你就觉得对，就站住了。
现在很多构建都是按照人家的体系来构建的，我又要举大学的例子了。现在大学里的所有评价标准，哪个是按照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想法来评价的呢？都是按照国外的，国外的有好有不好，有些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，也得照着做。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迟早会把我们拖垮，这样构建起来的中国话语，无非是变换了一下人家的话语体系。真正的话语，我觉得首先是文化自信心。如果整个中国社会，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肯定性的评价，希望让自己的小孩读一些国学，这才是我们的文化基础所在。
在这里，顺便说一下我想象的中国话语，中国话语不在于洋人说什么，而在于你想说什么。比方说我觉得中国的国防部长就应该叫兵部尚书。名字很重要，假定他叫兵部尚书，他就会去看历代兵部尚书的传记，现在军队的人，经常去看英美国防部长的传记。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，西方很晚才叫国防部（Department of Defense）的，原来就叫战争部（Department of War）。总之既要有横向的参照，也不能忘了自己纵向的传统。
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以借今天的场合提出来。我认为中国现在礼仪太缺乏，典礼太单薄。礼仪性的东西是用来凝聚全民的，我觉得国家应该恢复冬至天坛祭天，夏至地坛祭地，文庙祭孔子。这个跟封建迷信完全没有关系，是培养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种敬畏之心。顺便说一下，现在中国人都在过圣诞节，圣诞节其实是罗马皇帝定的，把他们的冬至定为耶稣的生日。其实人类都会尊重一些自然界的运行规则，做出标识，以表敬畏。我觉得现在的国家和民族，包括领导人都要有敬畏，要有对神圣的东西、对自然界的敬畏。还有一个就是国子监。祭孔子不仅仅是要尊重先师、尊重文化，同时也是对读书人的节制。读书人要有自律，你是读书人啊，你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，你不能这么没节操，没道德啊。这个东西需要慢慢培养起来，培养起来民族的敬畏之心，这是我想说的另外一点。
我觉得童世骏老师刚刚说得非常好，中国人要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。而要真正做出贡献，就要思考人类的问题，在这方面，深入研究西方就非常重要。西方历代有识之士对现代以来的很多问题都有长久的思考与讨论，这是很重要的思想资源。马克思说人在市场经济下被商品化了，人变得不是人了。他不仅在讲经济公平，同时也关心人的问题。似乎越到现在，从前大家公认的问题，越发没有办法解决。人首先是不是精神文化的动物？是不是仅仅是市场的玩偶、商品化的存在，和所有的商品都一样？西方自早期现代以来一直在讨论这样的问题，这才是人类的根本问题。中国人对这样的问题要有自己的导向性，不是空谈几句口号就可以了。如果到“两个一百年”的第二个一百年时，中国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来讨论、纠正这些问题，那就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。
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方面：绝不能仅仅因为是最流行、最新的东西就说是好东西，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思考。比如说，你们现在都有信用卡，而1950年代刚刚出现信用卡的时候，美国社会就有过很大的辩论。信用卡根本改变了中西文明以往都承认的基本道德：过去人们信奉的是不能寅吃卯粮，所有人劳动多少用多少，挣一百用八十。现在呢，还没挣就先花一千，这就是credit card，背后涉及到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。所有人在道德上都不负责任，对自己不负责任，对下一代不负责任。这些问题西方曾长期、广泛讨论过。现在最危险的是，由于时间过得很快，几年前还很重要的事情，已经全部忘掉了，从前是巨大的问题，现在都不当回事。再举个例子，我90年代在美国，那时所有的社保基金都不准用于投资，因为投资有风险，而社保基金就是一个保障安全的东西。养老保险用于投资说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无所不能的地步了。关于社保基金能不能投资，克林顿时代有过非常大的辩论，当时很多人都是反对的。但现在已经全部进入投资了，并且没有人讨论了，但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吗？
人类现在喜欢想一些肤浅的问题，真正要构建中国话语，要想一些大的问题，中国要实在解决这些问题。西方几百年来的讨论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。不是说理论越新越好，不是这样的。自然科学可能是，人文科学要不断往回走。越新的东西，一般来说都是最没价值的。要回过头去看哪些问题曾经非常深地困扰着西方，为什么这些问题突然就没有了？是因为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吗？还是某种邪恶的势力，或者至少是非理性的势力在人类当中的统治性、盲目性变得更大了？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我说的太多了，谢谢大家。
童世骏：
我对于甘阳老师讲的敬畏之心特别感兴趣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其实缺少对自己的传统、根本原则的敬畏之心。但回到兵部尚书、国子监，回到孔庙，不是办法，尤其是孔庙。跑到曲阜之后，我有点后悔去，我原来心目中的那种神圣气象和庄严气象我在那里没有感觉到。我们这个时代，发生了十分根本性的变化。天主教徒查尔斯·泰勒对世俗时代作了以下概括：在我们时代，第一政治生活和宗教没有关系，第二人们逐渐脱离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，上教堂的人越来越少，第三相信上帝只是诸多选项之一，而且常常并不是最容易持守的信仰。
所以我想问甘阳老师，在这样的时代，敬畏之心何以维持？
关于吴老师的发言，我很希望吴老师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，谈谈我们如何既显示自我主张，又不是自说自话，而是切近我们中国的社会现实？
吴晓明：
我觉得甘阳老师刚才讲的这个“兵部尚书”，就是自我主张，但是这个自我主张在哪种含义当中才能获得客观的意义呢？
其实，并不是今天愿意把国防部长改成“兵部尚书”就可以了，这里的问题是中华民族在它的复兴过程当中，如何重开王道。现在世界的基本法则是霸道，霍布斯讲这个世界很简单，就是个狼对狼的世界。所谓落后就要挨打，所谓开除球籍，这是什么世道？这就是现代世界的法则。
如果说中华民族在其文化复兴过程中，能够开创出一种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，开创出以“王道”为基础取向的文明，终结霸道的文明，那么，这不仅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而且使得甘阳教授讲的重设“兵部尚书”成为现实的可能。我觉得这确实是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条件。
甘阳：
现在我们面临两难：如果不加以开发，很多东西大家没机会去看，一旦开发出来了，可能就会有灭顶之灾。像祭孔，中国什么山都拜，什么树都拜，礼仪也搞不清楚。但我认为这是文化复兴当中必然要经过的一个混乱阶段。一百年过去了，很多礼仪都不清楚了。今天刚开始可能做的很不像，但渐渐地会有一些研究和考证，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，逐渐就会有一些比较正常的状态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。就像我们打造中国话语体系一样，可能在目前或在十年、二十之内，还很不成熟。但这不重要，会逐渐熟起来的。
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特点，就是总在求新，新的就是好的。这样会完全忘记自己的历史。当然不能说一百多年前的前人比较短视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历史条件的。当时的中国历史需要一个崭新的开端，但今天还这样做就极为短视了。我认为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，就是不去求新，新的不等于是好的，旧的不等于是坏的。我觉得应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，促使中国人重新尊重传统。这样的传统并不落后。要出现仪式和内在真正相融合的过程，不为回顾而回顾，回顾的目的是培养自我尊重。
甘阳回答现场学生关于传统宗教在文化复兴中作用的提问：
宗教这个事情，在中国比较特别。我们儒家没有庙，也没有教堂。中国的佛教和道教也被儒家同化了，要从儒家的角度去理解。儒家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主干，它最基本的就是两个方面：一是家庭，一是学校。
儒家对信仰很宽容，敬畏之心只是通过祭天、祭地、祭祖形成的。但这也有问题，没有制度性的东西，复兴起来就困难。
儒家另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，家庭的教育和学校的教育。这仍然是中国文化发展、复兴最核心的东西。不能用其他宗教的方式来理解我们的儒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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